老屋情思
靳文华
这一两年，去过不少区、县的“美丽乡村”，每当我徜徉在那由原来的“空心村”中废弃的旧院落、残破不全的老屋改造而成的街心花园、民俗博物馆、乡间酒吧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老家的旧院落和老屋来，不知道有一天它们会不会也有一个这样的华丽转身！
不久前，终于从老家传来了信息，我们村也纳入了县里的“美丽乡村”工程，准备开建“黄梨小镇”！这个消息先是使我一阵狂喜，然而很快又生出一阵淡淡的乡愁别绪：那个离别快六十年、却时时在我梦中出现的老屋难道真的将就此永远与我告别了吗？它们的身影不断地闪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故乡——馆陶县北拐渠村，在村子正中心的南北东西大道相交处，临街有一所旧院落，这就是我家的祖宅。如今，昔日的四合院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堂屋，而它也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一样，拄着一根破旧的拐杖站立那里，似在顽强地向路人宣示着自己的存在。
这所院子和这座老屋翻修复建于1956年大水灾之后，老屋曾是当时村里最高大的瓦房。高高的青砖“碱脚墙”，五级高台阶，闪着乌油油幽光的青瓦，崭新的方格窗户，屋内是一色巴砖漫地，八仙桌后的条几上摆着套装古书……。这一切在当时都显得是那样的鹤立鸡群。配房东屋、西屋虽都是平顶，也是一色崭新；由于资金不够，南屋未盖，但地基填平倒扩大了院落，使院子南北更加敞亮了。门楼在东屋南头，新崭崭的椿木大门朝东，为本胡同临街第一家。而在堂屋和东屋之间的空地上，又按上了宁堡姥姥家送来的一盘石磨，那天请錾磨的石匠来叮叮当当錾好，连磨杆都换上了新的。每当家里或者邻家来这里磨面时，那驴儿脖子里的铃铛声、驴掌踢打地面的得得声和新磨盘研面发出的嗡嗡声一齐奏响，伴随着麦香阵阵扑面而来，那里成了最吸引我的地方……
要知道，我们家能盖起这么大一所院落着实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座院子在1945年遭焚毁后，我家住在路南的临时建筑里已经十一年了。这期间父亲在邯郸军分区工作，很少能顾到家，家里只有爷爷和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后来哥哥又到邯郸去上学，人手很缺。为盖房，父亲在军队实行薪金制后省吃俭用；为盖房，当过大家族老家长的爷爷又为这个小家当起家来，就这样一点一滴细算，一砖一木积攒，经十年多的节省才达成心愿，用父亲的话说：这是全家人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记得我们在1957年入住新居时，父亲也正好被评为华北军区的先进工作者，当立功喜报送到家时，爷爷高兴的把刚刚挂在八仙桌后面的一幅珍藏了十几年的、父母结婚时的中堂画挪到里屋，换上了这张大喜报，引得左邻右舍都来贺喜。
而在邯郸工作的父亲，对新屋的建成更是十分得意。那年《解放军报》约每一位先进工作者写一篇稿件，他在这篇稿件里谈完工作的事后，竟又忍不住不合时宜地加上了自己俭省节约为盖房的心得体会，军报竟也原文照发，于是这篇发表于《解放军报》的稿子成为那一年父亲的又一份得意之作。它一直被父亲珍藏着，直到我们长大后，还常常拿出来读给我们听，每读到这一段时，他那喜悦之情都溢于言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幸福的日子竟然这么不耐久！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化最为快速的时期，快得让人眼花缭乱。1956年刚刚建立了初级社，1957年就变成了高级社，到1958年春夏之交人民公社又成立了。对于这些变化，开始我家是满意的，因为我家劳力少，小脚母亲成了主要劳力，每到农忙季节都要堂哥们、亲戚们来帮忙，合作社的建立为我家解决了大问题。但公社成立后，却紧接着就是大跃进，山东（馆陶那是属山东省冠县）是“左”的典型，一系列的“左”使本来很好的一切都走了样。先是家家户户拆围墙，新建的院墙被拆了，吃饭时家家户户互相瞭望，别提多别扭了；很快，这种别扭也没有了——村里成立了大食堂，家家都要停灶火去吃食堂，我家那新“开张”的做饭屋西屋也就此歇业了；开始时，吃食堂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倒是很开心，能有那么多小伙伴聚到一起吃饭别提多热闹了，然而这样“开心”的日子没多久，更大的“不开心”就来了：食堂里没粮食了，别说馒头，很快就连菜糊涂也喝不上了……。到1958年的十月份，食堂竟解散了，各家自谋生路了，不少左邻右舍都下了关东！山东走到这一步要早于河北一年多，而严重程度又大大超过河北，邯郸当时还正是大发展时期，工业建设正红红火火，于是全家决定西迁邯郸随军，依靠父亲为生。
我当时11岁，还不懂什么叫故土难离，但那晚爷爷的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使我于朦朦胧胧中初步理解了。我清晰的记得，那是1959年刚过春节，在举家迁走的前一晚，爷爷叫醒了沉睡的我，端着灯掀开连炕煤火炉，从中取出一个用纸包着的、象戏台上贵妇人戴的凤冠霞帔一样的物件，边擦拭，边向我讲叙家族的历史和这个凤冠的来历，迷迷糊糊记得爷爷说这是我老老奶奶（爷爷的奶奶）的，那时是我们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到抗战前全家三门有３0多口人，在一口锅里吃饭，他就是这个大家族的当家人，这个院子就是那个期间置办的……。我当时正困倦，更多的话都没记住，但爷爷那声音低沉、胡子颤抖的形象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今天，我已经到了爷爷那年的岁数，设身处地去想，才深深地理解了爷爷即将离别自己一手建起的院子的心情！
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爷爷对这所院子还有更深一层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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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座当时本村最高大的老屋留给我的最初印记也是一座废墟，那大约是在1953年，那年我5岁，据说人类在这个年龄大脑已经开始有了朦朦胧胧的记事功能。
我记得，那时我家住在这座宅子对面路南的一个麦场和牲口棚边上临时建起的几座北屋里。由于是临时建筑，质量较差，1954年夏天的一个夜里我和母亲居住的东头那间曾突然倒塌，幸亏母亲动作快了几秒，抱着我冲出房门，才幸免于难，此事我至今仍记忆清晰。住在大爷家的爷爷经常拉着我到这个被称作北院的废墟来看看，拾掇拾掇。我记得那天他的脸拉的很长，花白胡子也一抖一抖的，嘴里还不住的念叨着什么。那时这座堂屋的形象也如现在一样残缺不堪，不同的是那七零八落的房架子处处残留着过火的痕迹，而南屋则已完全被焚毁，只剩下一圈刚刚露出地面的旧地基，从大人们时不时的对话中，我听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日本人的一次扫荡、是日本鬼子烧的……
这一切发生在1945年的6月，是在日本人对馆陶进行的最后一次扫荡中。馆陶史书对此的记载是：“1945年6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在冀南抗日根据地，日伪军被困于少数城市和县城内，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敌人的物资供应和生活给养都发生极大困难。6月17日，驻邯郸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七十三大队一部日军200余人和广平伪军300余人，从广平出发，企图到馆陶县八区的西河寨、南北拐渠村、贾庄、和尚寨一带抢掠粮食”。按照这条路线，敌人在进入馆陶后，最先抢掠的就是我们村，但由于抗日政府早已接到情报，村里已坚壁清野，村民已逃到村外野地里，敌人并没有抢到什么物资，于是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便按照汉奸们早已提供的情报，对抗日村干们的家庭房屋点火焚烧。我父亲当时是抗日村长，于是家里的堂屋、南屋最先被点着，而此时躲藏在家里的奶奶从屋里跑出来时又被日本鬼子兵一枪托子砸到面门上，顿时头破血流昏死过去……
母亲对此事的回忆则又为这次扫荡增添了一笔血债。直到她八十五岁去世的前一年，对这件事仍然记得很清，她说：“那时，我刚生了一个儿子，还没出满月，只好一手拉着你四岁的大哥，一手抱着这个孩子，往东北地里跑，村里人藏到地里时你大哥总是哭喊，大伙都很着急，我又腾不出手，是你爷爷过来连哄带吓还大手捂着他的嘴才使他安静下来，没让日本人听见……。那几天咱这里刚下过一场雨，地里又是水又是泥，风又大，你那个才20多天的瘦弱小哥哥没等回家就断了气。等到回到家，又看到你奶奶一头血躺在地上，好不容易才叫醒她，从此就落下病根，一直到死都不清醒，都是因为那一枪托……”
那么作为一家的主心骨父亲当时在干什么呢？从来不愿提及这事的父亲直到我当兵后才对我讲起那天的事：“那次火烧咱家是因为抗日政府不久前刚刚镇压了咱村的一个通敌的汉奸，敌人把账都记在村干头上，咱家当然首当其冲；而在敌人扫荡进村前我们村干部、基干民兵除留少数在村负责转移群众外都已经去贾庄、和尚寨支前去了”。
原来，当时冀南第三军分区就驻在与我村相距2里的房寨，他们早已经得到了情报，知道了敌人来扫荡的路线，副司令员孔庆德立即调动分区主力二十三团并配以大量县大队、区小队和各村民兵在贾庄、和尚寨布置了个口袋阵。果然，敌人在北拐渠、南拐渠扑空后就进入贾庄、和尚寨我预设阵地，我军就将他们团团围住，展开了馆陶抗战史上最大的一场歼灭战。父亲和堂哥靳文章等本村民兵就在那里支前。史书记载此战：“敌人下午三时来到和尚寨，八路军伏兵四起发起猛烈进攻，敌人猝不及防，陷入混乱，伪军如惊弓之鸟，纷纷四处逃窜，日军急忙收缩，由和尚寨退入贾庄，在村西的一个园子里挖掘壕沟，修筑工事，负隅顽抗。二十三团主力则迅速集中到和尚寨与相距不到百米的敌人对峙起来，到晚上我军拉来了一大车手榴弹，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主力部队接近敌人，接连向敌人据守的园子投掷手榴弹，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我尖刀排趁机跳入园中，大部队随即跟进与敌展开肉搏战，经一夜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敌人尸横遍地……。在战斗中，根据地民兵、群众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主动为部队送弹药、抬担架，追捕逃敌”。“此战毙日军长泽大队长以下180余人，俘10人，毙俘伪军300余人，而我二十三团也付出很大代价，伤亡指战员400余人。这是馆陶境内八年抗战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对日军的最后一战。”而10余名侥幸从包围圈逃出的日伪军士兵，由于不知道路，顺原路逃向广平，第二天下午跑到了我村西北沙窝地，也被早在这里等候的八区区小队和南北拐渠村民兵一举擒获，无一漏网。去年，我有幸见到了邯郸市原财办主任刘振邦老先生，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当时就在馆陶八区抗日政府工作，曾亲身参与组织了那场围捕战，九十二岁他对此事记忆清晰，一听说我的老家是北拐渠村的，立即提起了这件事，神采飞扬地说：“那天虽然咱都是土八路，可个个英勇，而那帮鬼子就别提多狼狈了，早没了当年的横劲，咱民上去就把他们摁住了……”
人们常说“恶有恶报”，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上天对他们的报应会来的这么快，这么让人解气！
这一事件对我爷爷的心理创伤无疑是最大的，妻子被打伤、小孙子夭折，亲手建起的家园毁于一旦，但做过乡村私塾先生、又长期担任一个大家族家长的他却极少感情外露，只是对那晚上的和尚寨之战喜形于色，他说：“那晚上打和尚寨的枪声，比正月十五放花杆响的都急，整整响了一夜……”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那里有他的几个儿孙们在战斗，那里也是唯一能给他复仇、解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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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的被焚在爷爷心头的创伤是深刻的，因为作为本村靳姓第一大家族的一个老家长，那里曾是他心血的结晶，又是他最崇敬的人、他的奶奶许老太太最看中的地方。而一想到八年前奶奶的死，就又揭开他心头的另一处伤疤——那也是日本人带给他的！
据宗谱记载，北拐渠村靳姓是明代由山西迁来的，族人素来内向本分，经济普遍贫穷。到清咸丰年间，第九代、在族内排行第十的靳德明娶麻胡寨许氏为妻，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许氏夫人成为本族最出色的一位，她不仅是一位治家的女中强人，还是本村史上唯一一个百岁老人。在丈夫和唯一的儿子去世后，家事由她决定交到二孙子、我的爷爷手上，但大事还是老人家做主。在她和二孙子的治理经营下，这个原本人少势孤的家庭很快发达起来，到上世纪30年代时候，已成为拥有200亩地、30多口人、五世同堂的大家族。这个小康之家也是积善之家，多次在在荒年接济大过道东吃不上饭的族人，以致直到今天一位早已移居邯郸的族内长辈还对我说：“听我们家老人们说，大灾荒年时候俺这一片的人多亏了十大娘周济，按老辈子人的说法，你们这个家族后来发达就因为了这……”
就在这期间，这个家庭由西胡同内的一所院子，又在临街购置了三处庄院，我的这个老宅就是其中之一，此处成为当家人的我爷爷的住所，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大家族的“政事厅”。
中国农村传统宗族社会里曾经很普遍的那种大家族现象，随着旧经济形态的解体和宗法制度的瓦解，也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基本消失，而在我们这个家族此时还红红火火！要知道五世同堂、30多口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共同劳作，平均分配，那可是一门很复杂的科学，但在老太太和二孙子的治理下，全家却上下和顺，井井有条，成为三乡五里争相传颂的佳话。老太太还发出话来：只要我还在，这个家就不分！
到了1937年，老太太已经九十九岁高龄，次年就是老人的百岁大寿，这是本村历史上的第一人，村民们都在呼吁明年为老人百岁庆生，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全村的一件喜庆事。为此，家里早早就做出了规划，准备请全村人来就餐，还预定了戏班子要唱大戏，当家的爷爷还悄悄为老寿星购置了凤冠霞帔……。然而这一切却都因为卢沟桥的炮声而戛然中止！
如今也已经九十九岁高龄、居住在邯郸市我的堂姑靳汝婷是那个大家族里今天唯一健在的人。在那个分工精细的大家族里，她是专门负责照看老奶奶的，她对这一切依然记忆清晰，他对我说：“那时，当家的二大爷，分派我和你二姑两人专门照看老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先死了，老奶奶又多活了好几年。日本人来的前一年我刚满二十，老奶奶已经九十九了，家里正预备明年唱大戏为她老人家过百岁生辰，却传来了日本人进中国的消息。老奶奶当时就发了话：明年的事不办了，等日本人走了再说吧！谁也没想到日本人一待就是八年！没多久，日本人就进咱村了，那天听说日本人要进村，老奶奶打发男人们都出去躲，而把我和几个大娘们留到身边，就在这堂屋里，挂起神像，烧起香，大家跪着，说咱就听天由命吧！日本人进院后，掀开帘子看了看，又不知说了句什么，就走开了……。从那以后，老奶奶的身体就不好了，到第二年过年不久就去世了！等到老奶奶的丧事一办完，家里就把老舅请了来，干啥？分家呗，咱这么好的一个五世同堂大家庭就这么完了！我也在那一年出门子嫁走了。这都是让日本人给搅和的，那一年的事我永远也忘不了！”
1964年，已成为城市居民、在邯郸居住了5年的爷爷中风，他向大爷和父亲提出的一个不容改变的要求：回家，一定要回到那间老屋里！
初春，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这座老屋里慢慢合上了双眼！
而老屋直到今天还坚强地挺立着，每当我回去看到它，都觉得那其实就是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