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效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
——《管子·形势解》
一句话道出了亘古不变的真理:弱国无外交,古今皆同一理。
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约赵王在渑池相会。会盟时秦王以强凌弱,胁迫赵王鼓瑟且令记入秦史。蔺相如愤然而起,请秦王击缶,秦王怒而不允,蔺相如正气凛然迫使秦王击缶,亦令记入赵史。秦大臣恼羞成怒,让赵国割15座城池做秦王寿礼,蔺相如寸土不让,则要秦国献都城咸阳给赵王祝寿。蔺相如之所以能够临危不惧,义正词严,不仅因其胆识过人,更重要的是,会盟之前早已安排平原君赵胜率数万大军驻扎渑池。向使赵国积贫积弱,军士皆老弱病残,则恐怕楚怀王就是赵王的前车之鉴。所谓“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
在现代和当代世界也是如此。一战之后的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虽然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但列强却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的诉求。这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满目疮痍,四分五裂。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事上,“两弹一星”相继成功,令西方国家不敢小觑。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也取得长足发展,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因此,昔日不平等条约中割让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乃顺理成章。2010年,中国更是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的提出,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航程;2016年,“天宫二号”成功发射,铸就我国航天强国梦……对比世界上某些仍处在战火之中的国家,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远离战争,努力谋求自己的发展。国家富强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一个富强的祖国,一切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作为一名生在现在的中国人,是一件多么值得感恩的事情啊!
如何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如孟子所说,唯有仁政才是王道,如果太急功近利,则会适得其反。
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任命商鞅实施变法。这次变法是一场激进而极端的改革,他的变法理念是:人民越弱,国家越强。举一个例子来说,变法中的一条是任用奸人。因为检举揭发就能升官发财,所以人民就会敬畏国家规定,这样连坐制度才能更好地推行。这种变法以惩罚为重,把国民教化成为愿意为君王送死的战士,因此秦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军事强国,横扫天下。客观地说,商鞅实现了秦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但是尽管秦国日渐强大,秦国的人民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加,相反对这个冰冷的祖国的仇恨却与日俱增。这也注定秦国的统一大业不能千秋万代,只能是从秦始皇到秦二世的昙花一现。
相比之下,儒家学说以“民本、仁政、王道、性善论”等为主要思想,提倡“民贵君轻”,则具有先进性和时代性。“仁者无敌”就是其思想之一,这句话常常被误解;如果它的意思是仁者无人可敌的话,那就跟战国时的秦国以及现今的美国搞的霸权主义那一套没什么两样了;其实圣人的本意是仁者不与任何人为敌,故能“无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把西汉推向全盛时期;唐玄宗推行仁政、罢兵戈,故能有“贞观之治”;宋朝推行仁政,使经济和文化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提倡的“稳定是前提”不谋而合。中国绝不称霸,跟周边国家关系友好,只有稳定大局,经济才能发展。“仁”其实也就是以人为本,我相信,中国如果真正地以人为本,国家必能富强,人民也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