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岱
搬到装修好的新楼后，我环视书房内的用品，一切尽皆称心，美中不足的是还缺少一盏像样的台灯。我嘱咐儿子立即去买。
台灯买回来了，银白色的灯座，橘黄色的灯罩，显得高档而典雅，最令人满意的是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光线的强弱。我小心翼翼地将台灯摆到写字台上，插上电源，打开开关，啊，眼前顿时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我凝视着精美漂亮的台灯，眼前不由地晃动起小煤油灯那忽闪忽闪的火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台灯这种东西。相依相伴的，只是那盏用小墨水瓶做成的光亮微弱、摇曳如豆的煤油灯，这古老而又落后的传统照明灯具，伴随我度过了那一段不同寻常的童年学习时光。那时母亲刚刚去世不久，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奔波在外，十四五岁的姐姐独自挑起了照顾我和哥哥的重担。姐姐很俭省，每当给我那盏小煤油灯添油时，她就很郑重地嘱咐我：“弟，省着点用。”听了姐姐的话，我极认真地点着头。我知道，即便是那一丁点儿煤油，也是凭着小本本供应每家每户的，如果早早用完了，就会有断油摸黑的危险。为了省油，无论是到学校上晚自习，还是晚上在家做作业，我都把灯头拨得很小。由于灯光很暗，读书写字时，只好佝偻着腰，把头压得低低的，脸几乎贴到了书和本子上。学习不长时间就会觉得头痛，眼涩，脖子酸，嗓子堵。小煤油灯冒出的烟灰，还常常把脸、鼻孔和眼圈熏得黑乎乎的，和人对视时，只露出白白的眼珠和牙齿。那时，我曾眼巴巴地望着小煤油灯出神，心想，要是煤油能可劲儿地供应，我也能用上那带玻璃罩子的“泡子灯”该有多好啊。现在七八岁的孩子很难想象那时的一个同龄人竟会有如此荒诞的“奢望”！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突飞猛进，我不但实现了用上“泡子灯”的愿望，而且还用上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电灯。就连我县广大的农村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结束了煤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记得那一次我和妻子带着一岁多的儿子，由县城回老家看望儿子的太姥姥。我们刚一进门，太姥姥就兴高采烈地冲着牙牙学语的重外孙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抬手“啪”地一声拉亮了电灯！老人手舞足蹈，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得，刚安上电灯时的兴奋、喜悦之情和新鲜感溢于言表！是啊，对于一个生于1917年，历尽人间沧桑和生活艰辛的老人来说，当人们津津乐道了多少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时，怎不令她恍如隔世，喜出望外？
如今，我已过花甲之年，来平原县城工作也已经34个年头了。34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县城的变化却是天翻地覆。那时县城的夜晚，黑黢黢的，只有东西大街上零零星星地亮着几盏昏黄的路灯，好像小城眨着疲惫困乏、无精打采的眼睛，人们夜晚出行，往往要加倍小心才行，如果赶上雨雪天气，那就得更加注意了。否则不是溅一身泥水，就是滑一个跟头。如今大街小巷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尤其是平安大街和青年路，各式各样的路灯、高架灯、射灯、霓虹灯争奇斗艳，流光溢彩，即便与大中城市的夜景比起来，也并不逊色。人们走夜路，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提心吊胆了。从前人们夜晚要找一个室外有光亮的娱乐、休闲、锻炼的场所很难，吃过晚饭后只得闷在家里，生活显得单调而枯燥。如今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灯火辉煌的和谐广场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跳舞的，练剑的，打羽毛球的，唱京戏的，组成了一幅歌舞升平、安定和谐的优美画卷。琵琶湾公园里路灯成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水波跃金，空气清新，散步健身的人们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熟识的人们相遇，免不了问上一句：“走了几圈了？”语调中尽显生活的轻松、悠闲和惬意。三国文化广场更是将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在灯光的照耀下，匠心独具的三国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波光潋滟的人工湖，宛如县城明亮的眼睛，顾盼生辉，神采奕奕。这里不光吸引了大批游玩的平原人，就连外地客人也流连忘返，艳羡不已。
照明灯具的变迁，只不过是共和国巨人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纵观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哪一方面不发生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我坐在台灯下，陷入了沉思。我想：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就是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吗？她照亮了富民强国之路，使亿万人民沐浴着她吉祥幸福的光辉，意气风发地奔向更加辉煌、更加灿烂的未来！“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今天我们饱受党的恩泽，尽享幸福生活，不更应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地工作，为党增光添彩吗？
作者简介：杨东岱，系平原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